未来5-10年，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将呈现不断加快的大趋势

 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一些政客和媒体刻意放大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些挑战，无视中国经济回升向好的积极态势，无视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其论调明显违背事实、不符合逻辑。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升至50.8%，其中高技术制造业PMI升至53.9%。

（作者分别为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人民日报 》（ 2024年04月13日 02 版）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今年一季度主要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不断积蓄，市场发展预期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宏观政策空间仍然较足，物价水平较低，中央政府债务水平不高，财政政策、货币政策还有较大空间。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中国经济定能汇聚发展新优势、增强发展新动能。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进出口增速创6个季度以来新高。

今年，在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支持下，中国经济将稳步增长。2023年，中国经济运行呈现前低、中高、后稳态势，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26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2%，增速比2022年加快2.2个百分点，也快于疫情三年4.5%的平均增速。除了对为数不多的特定行业和企业实行进入限制或经营活动管制外，其他行业和企业一律实现市场主体竞争地位中性，国家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无歧视地平等对待，任何企业都不能从免于竞争的保护中获取特殊利益。

6.推进市场在配置跨境资源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治理型改革要聚焦于解决突出矛盾促进社会和谐1.科学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伟大成就世所罕见，改革开放是取得伟大成就的关键一招。（二）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并重的时期（2013年至今）2013年召开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治理型改革摆在改革总目标的地位（燕继荣，2023）。

三要依法保护，现在各方面都呼吁加快制定民营经济法，这件事重要紧迫又错综复杂，要积极推进更要认真严谨，有法可依是民营企业家保持信心和稳定预期的后道心理防线，法律如果出台就一定要可操作见实效。实践表明，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要靠在不断改革中发展完善的体制机制作为保障。

推进经济转型、能源革命、环境治理、气候变化和公众健康的协同管理机制（刘世锦，2020），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同向同步，相得益彰。早期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的农村改革、80年代初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和价格体系改革等，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框架下增加市场因素和相应活力。可以看出，治理型改革是一种更全面的改革部署。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既需要不断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的发展型改革，也需要更加严格的质量监管、安全监管等治理型改革（江小涓，2019）。

由此开始，我国的改革就有了发展型改革和治理型改革两条主线。[3]塞缪尔·亨廷顿，1988：《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第41页。[2] 刘世锦，2020：《战疫增长模式下的目标、政策与改革》，《中国经济报告》第3期。（习近平，2020a）同时，过去十年中稳增长稳就业也是始终存在的重要任务，以发展型改革开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依然没有过时。

加快推进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加快建设主要面向外来人口特别是农村进城人口的安居房工程。竞争政策有效发挥作用，才能产生优胜劣汰的机制，使各类要素向优势企业聚集，在企业全生命周期中不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通过法律、规划、标准、信息披露、财税金融政策和碳市场交易等，推动绿色发展技术和计划得以迅速实施并具可持续性。二是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是处理好各方面权责益关系，提高多元复杂诉求下协同治理能力。

（习近平，2020b）新的改革任务之所以复杂、敏感而艰巨，是因为我们党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一、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两条主线的继起与并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中的两个主题始终并存，以2013年为界，侧重点有所不同。总之，用学术语言讲述中国故事，阐释中国经验的普遍意义和学理价值，既是理论工作者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作贡献的应尽责任，也是学术事业发展前行的难得机遇。要以规范化的治理体系和高水平的治理能力，使全社会认为党和国家的政治决策和政策承诺具有长期性、稳定性，这既是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制度保障，更是现代化国家治理应有的内在品质和突出特点。国有企业拥有大量优质生产要素，但由于体制机制问题，这些优质资源的配置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和谐、共同富裕、绿色环保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不能停步，才能保障发展与稳定这两大现代化核心关系的协调稳定。

在这个过程中，根据不同时点的突出问题，也有一些治理型改革出台。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就是要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供与现代化国家相匹配的治理能力，仍然是改革的两个重点和两条主线。

央地财税关系是央地关系的基础，维护中央对重大全局问题的决策权和调动地方积极性主动性是处理好这个关系的要害。（一）研究寻求牵一发动全身的重大改革任务过去多年，我们有过一些重大发展型改革举措，牵一发而动全身，例如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外贸体制改革、企业承包制改革、企业股份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等。

特别要对各类经济主体一视同仁，由市场依据效率和风险双重评估决定资源配置方向和领域，使各类市场主体能对要素使用做出合理决策，入场环节和在场环节统筹，提高全要素配置效率。现在中央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

5.以社区作为基本支撑点加强社会治理，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夯实基层社会治理基础。因此这个时期的改革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从国家宏观调控方式改革、要素市场改革、劳动力市场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多方面推进发展型改革，目的都是调动个人、企业和地方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指出：相比过去，新时代改革开放具有许多新的内涵和特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改革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再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也要求发展型改革与治理型改革共同推进（江小涓，2019）

需要减少关乎企业长远发展的基本政策的频繁调整、突然变动。在市场经济中存在广泛的级联效应，因此政府履行合同或协议的不确定性对于市场经济的危害将很大。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另外一个方面是监管执法自由裁量权过大，执法标准不合理、执法对象错位、多头执法、重复执法、随意执法、任性执法等问题，缺乏对企业实际情况的考虑。

建立更加强有力言必行、行必果的政府承诺和信用机制，提高民营企业对于 注释：[1] 习近平：《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2] 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本文首发于《北大承泽参考》 进入专题： 民营经济 。因此，提振民营企业信心也首先需要从提升政策的确定性和依法行政入手。

民营经济的核心载体和重中之中是民营企业（家），为民营企业（家）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是激发市场活力和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之举，党中央一贯支持民营企业发展，重视企业发展环境，关切民营企业家群体状况和营商环境优化。二、提振信心：政策和政府行政管理需增加确定性、符合市场规律、诚信履约提振信心首先需要提升政策确定性和依法行政。政府是连续的，新官要理旧账，这样才能提升政府公信力，建设诚信社会，提升民营企业（家）乃至全社会的信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所指出的——如果人民群众通过司法程序不能保证自己的合法权益，那司法就没有公信力，人民也不会相信司法。

此时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社会上称之为民营经济新31条，很关键，很必要，彰显了对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稳定预期和进一步激发活力的高度重视，引起了极大反响。既不透明又没有过渡安排，动不动就是一刀切、立刻执行、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不讲法理和道理、不谈逻辑和常识，往往是上面一句话，下面无限延伸理解、层层加码，说罚款就罚款、说关停就关停、说变就变，这样肯定会带来民营企业（家）乃至全社会的不稳定预期和信心缺乏。

法治经济的本质要求就是把握规律、尊重规律。本次民营经济新31条明确指出：完善政府诚信履约机制、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这抓住了核心和关键。

政府进行行政管理时，应当审慎使用行政命令，杜绝用行政命令代替市场行为。结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和对100多位民营企业家进行的营商环境及法规对民企的影响政商合作关系行政管理与执法等的访谈和问卷调查，笔者认为，提振民营经济发展信心，民营经济新31条的落实至关重要，特别是政府如何增加政策的确定性和依法行政，把影响民营企业信心的关键因素——政策法规及其执行履行好，更符合市场逻辑和市场规律、更好地依法行政管理。